转眼间，我们大学毕业已经30年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回想起1983年9月7日，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乘坐接站的校车，穿过学校门口的一片农田，跨进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门，大家从此与交大结缘终生。

3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学校周边的道路、环境，还是校园内部的建筑、布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毕业以后，我们同学们也经常的见面，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首选的聚会地点就是交大，聚会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老师们，班主任、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校长、系主任，还有系里的各位领导，甚至食堂的大师傅、宿舍的清扫工。毕业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每次返校聚会，我们都会把最想念的老师们邀请到现场参加我们的活动。

家长一样的班主任

我们83年入学的铁道运输专业60个学生分成了2个班，据说是两位班主任老师看完档案后平均分配的。1班的班主任王甦男老师和2班的班主任陈定老师都是年近50岁的女教师，60年代初毕业于本校的运输系。我们庆幸，我们有这两位好老师担任班主任。从入学第一天到毕业，到今天毕业30年，我们与两位老师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师生彼此见面，谈起彼此，似乎就好像是在谈论家中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陌生和距离，甚至我们同学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班主任老师比我们了解的还清楚。我记得1984年在大学期间度过的第一个元旦，班主任陈定老师和我们一起策划，大家提议要包饺子，陈老师把家里的煤气罐和锅碗瓢盆都搬来了。元旦前夜，分配给我们班使用的305教室和整个3号教学楼（现在思源西楼的位置）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钟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来想起，也不知道陈老师一家老少其他人那天的晚饭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一次，陈老师搬到新家，她邀请我们一起帮助搬家的同学到家里吃饭，还是包饺子，我负责煮。由于人多，陈老师怕大家等不及，为了煮的快一些，用的是高压锅。我是第一次用高压锅煮饺子，看到锅里冒气了，就想打开盖看看，谁知道锅内压力太大，一打开盖子，饺子爆了一地。这件事到现在我也忘不掉。

毕业后，我们每次的聚会都会想方设法邀请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起参加。现在，她们年岁大了，腿脚不方便，我们就到他们家里去。虽然去的人很多，老师家里的地方坐不下，我们挤一挤，或者干脆站着，与老师说说话，都感到是一种幸福和快乐。

认真善诱的基础课老师

初入大学，基本上全是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这样的基础课，由于内容很多，老师的讲课方式与中学不同，讲得很快，一次所讲的内容都是教材中的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应该说，老师们都很认真，也许是由于我们的基础不一样，有的同学对个别老师的某些章节的讲法还不适应。比如英语课，虽然当时学校把我们高考入学英语成绩在92分（满分100）以上的42名学生单独编成了一个提高班，还安排了从美国回来的英语老师、外教，每次上课都在设施最好的英语实验室，但是，一直没有感到英语水平与中学阶段相比有多大的提高。还有就是物理课，就我来说吧，第一个学期的物理课就感觉到没学好，考完之后心里惴惴不安，春节在家期间收到了学校寄来的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单，一看是60分，就明白这肯定是老师照顾了。第二学期，学校给我们换了一个物理老师，是个子不高、大嗓门的金以娟老师。可以说，我的物理基础很差，从初中到大学，物理课的成绩从来就没有考到过80分。但是金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我克服了对物理的恐惧，掌握了方法，以至于后来我在学习《电工电子电路》和《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的时候成绩都在80分以上。

我们同学们十分佩服的一个老师是教我们《大学语文》的徐文述先生，私底下我们称他为徐老夫子。徐老师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我校铁路运输专业，后留校任教，恢复高考后教《大学语文》。我们同学们至今聚会的时候依然会记得徐老夫子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候的样子：一个个子不高的干瘦老人，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戴着厚厚镜片，看书几乎要凑到鼻尖上，特别是第一次在课堂上听他给我们吟诵《诗经·氓》、《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家伙简直是醉了，这种感觉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在我们毕业二十年聚会的时候，徐老师再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当场赋诗一首，让我们又惊又喜，百感交集！至今，我们不少同学依然保留着这本《大学语文》。我们知道，理工出身而成了一代文豪的还有前辈校友郑振铎先生，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正在给我们上课，一个学运输出身的人国学造诣竟然那么深厚，让我们的对徐老夫子敬佩的五体投地！后来我们得知，徐先生在80岁高龄的时候还加入了共产党。

既教书又育人的专业课老师

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很多，最让我们难忘的几位老师是专业课中的核心课授课教师了，他们教给了我们“看家”的本领，我们也从他们身上感悟着严谨求实、言传身教、仁爱之心。

就拿赵宁老师来说吧，她给我们讲过《铁路行车组织》和《铁路旅客运输组织》两门专业课。赵老师个子不高，那时没有投影仪，每次往黑板上写东西，我都替她揪着心，因为黑板的最高处比她个子高很多，她抬起胳膊往黑板上板书总是需要踮起脚尖才行。关键是，她总是写了一板又一板，生怕漏掉些什么，50分钟的课她至少要擦写两三板，同学们也都能跟着她的速度做好笔记。赵老师课后也经常布置作业，每次她发现如果有两份作业雷同，无论答得再好，也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两个同学的本次作业记为2分。平时她还会经常到同学们的宿舍走动，问一问大家是否学会了，作业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她绝不难为大家，没有出现过平时没有讲、往死里考的现象，好像也没听说哪位同学在她的课程上不及格。可是，她对考试纪律要求极为严格，绝不允许作弊，即便是给铁路现场来的干部班监考，也是坐在讲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考场。她说，我们学铁路的就是要有铁的纪律，就是要认真，否则，到了工作现场，稍有疏忽就会出现车毁人亡，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毕业以后，她也经常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出差的时候，她也会到校友单位去看一看大家，我们毕业聚会的时候，每次也都会邀请赵老师参加，她不仅乐意参加，在我们毕业十年聚会的时候，还给我们每个同学带来一份小礼物，见了面，还能叫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前不久见到赵老师，她还记得当年指导我们三个同学组成课外科技小组，研究取消货物列车守车并获奖的事情。赵宁老师这种一丝不苟的“科班”精神和工作作风，给我们全体同学都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

给我们讲《铁路货物运输组织》的是张星平老师，她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教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方法。我们同学们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者哪个同学心里有什么情绪，她似乎都知道，在课上或者课间、课后及时给我们以鼓励、或批评教导。后来，张老师还成了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

我们还有一个王能豪老师，大家对他的感情也很深。不仅是因为他作为教授给我们讲了一年的三大专业课之一的《铁路站场枢纽与设计》，还在于他领着我们全班同学去襄樊北站进行了3周的实习。在三周的时间里，他和我们时刻在一起，无论是白班还是夜班，偌大的编组站，线路、车辆都非常的密集，他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岗位一个岗位走访检查，生怕我们出安全问题。由于校友的关照，实习的时候，车站没有收我们住宿费，我们学生按照职工标准吃饭，也很便宜。当时，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是铁道部，我们外出实习都不用买火车票的，用的是免票。有了这个方便，在休息的时间里，王老师领着我们全班同学坐着夜车去爬武当山，那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功夫的发源地。王老师还在我们休息的间隙，组织我们去宜昌参观了著名的葛洲坝工程。后来返回北京的时候，他领着我们专门绕道武汉，我们去武大、游东湖，登上黄鹤楼，领略极目楚天舒的感觉。对我和很多同学来说，第一次和这么多同学一起坐这么远的火车、走这么多的地方，大家都开心极了。

指引我们成长的领路人

在我们大学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社会活动，我们在大礼堂经常听到马部长（马有昭，时任学生工作部部长）的声音，她组织我们学习张华的英雄事迹。后来，我们有些同学参加学校团委、学生会的活动，与颜吾佴（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老师有了很多的接触，也受益匪浅。1984年的春节过后，我们得知有幸参加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活动，心里都非常的高兴。我们所在的大学生方队由一万名学生组成，队形呈100×100排列，在学校训练的时候，翁世耀副校长亲自喊号指挥，嗓子都喊哑了；80级留校的辅导员阎洪年和刘芳两位老师具体组织运输系83级的学生参加训练。为了展示我校学生的精神风貌，学校给每一位参加游行的学生量身定做了一套黑灰色的毛涤西服，这好像是我们学校唯一一次给学生做校服。经过校内外的多次训练彩排，国庆节当天很早，我们就在建国门一带集结完毕。我们交大参加游行的学生，手持鲜花，排在方阵的最前面，等我们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时候，感觉到后面的队伍好像乱了起来，回头一看，后面不知道什么人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后来通过媒体才得知是北大的学生所为）。原来整整齐齐的队伍也乱套了，几个月“白练了”。

当时运输系团总支书记是李永学老师，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是张秋获老师。张秋获老师的书法非常好，很有特色，他经常参加我们的班级活动，给我们题词，有求必应。特别是毕业的时候，几乎给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用毛笔小楷赠言，并且中规中矩地在落款处盖上印章，那就是一副写在毕业纪念册上的书法作品。张秋获老师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时我们整个年级只有5名党员，我是其中之一。在大学期间，我没有担任过任何的社会工作，没有担任过班长支书之类的，甚至连班委、团小组长、宿舍长也没干过，在班级发言和宿舍卧谈会上，也是听得多、说的少。但是，我对党的感情很深，我经常在心中默念：生我是娘，养育我成长的是共产党。因此，我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些事情，帮助班级干部开展工作，在同学中有比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学校多次征求同学们的就业意愿，我每次填表写的都是“服从分配”四个字。后来，系里看中的几个同学都不愿意留校，李永学老师和张秋获老师找到我征求意见，于是，就服从组织安排，留校当了一名辅导员。毕业后，我们绝大多数同学也都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

在校期间，我们对时任党委书记刘圣化的讲话印象极为深刻，据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子，他们家在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过很大的贡献。刘圣化书记经常给同学们作报告，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们要修鱼湖（现在的明湖），盖高楼”，至今我们同学聚会时还时常有人会用四川口音重复他这句话。现在的8号教学楼就是在我们上大学期间建成的。运输系除了有高楼，更有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师，那就是金士宣教授。金士宣教授1923年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我校，并在当年编辑出版了《铁路运输学》一书。由于品学兼优，同年夏天，他被交通部选派赴美深造；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仅一年即获硕士学位；又三年，1927年6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8月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金士宣教授担任我校副校长，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也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一级教授，他是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奠基人，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五届代表，交通大学校友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会名誉会长。金士宣教授参加系里为我们举办的迎新会，给我们作报告，还参加我们的毕业合影，1986年的时候，与徐文述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国铁路发展史》，是我们同学们引以为傲的大师、心中的丰碑。

和蔼可亲的后勤师傅

在我们4年的生活中，还接触到很多的后勤师傅，主要是宿舍楼的清扫工和食堂的大师傅。每天，宿舍的清扫工都会一丝不苟地把地面拖得干干净净，有时我们会在楼道刚刚清扫完之后把宿舍的垃圾扫出来，清扫工除了再次打扫之外，还会叮嘱我们什么时候往外扫；看到夏天同学们在洗漱间冲凉，她们会提醒我们不要被冷水激着，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返校聚会，甚至有的同学出差到北京，很多同学都会跑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楼转一转、看一看、留张影。

在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水平远不如现在，或多或少，很多同学都有助学金，对于我们每个月享受18块钱最高标准助学金的同学来说，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当时的食堂，饭菜花样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男生每个月的标准是细粮27斤，粗粮9斤，学校饭票的面额也只有1分、2分、5分、1角、2角这几种，每次到二食堂（现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位置）吃饭，听到大师傅吆喝“排骨，三毛五”，对很多同学来说，都是改善生活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事情。平时，我们还时常到食堂帮厨，摘菜、洗菜等，到了冬季，我们还会帮助食堂收储大白菜，把大白菜搬进地窖。通过帮厨，也使我们感受到食堂工作人员的不易，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回忆我们在学校读书的4年，我们是幸运的，庆幸有当年名副其实“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活，更庆幸有那么一批正当年的德艺双馨的大师对我们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可能当年太年轻，并没有明显地感觉到太多。如今，我们也已步入中年，回想起当年恩师们的一言一行、点点滴滴，才多少有了一点领悟，才真正体会到师恩的隽永和伟大！才有我们的受益终生！我在心里深深地向恩师们顶礼谢恩！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交大，把我们联结在了一起。三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个同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我们对交大的那份爱，对老师的那份情。愿我们的母校越办越好，愿我们的恩师福如东海、鹤寿松龄！

（作者系我校83级铁道运输专业校友）